10月23日，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在2021外灘金融峰會上表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中央已經成立了碳達峰、碳中和工作領導小組，正在制定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將陸續發布一個頂層設計文件、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以及重點行業重點領域政策措施。24日新華社發布《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個文件就是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中的“1”，即頂層設計的部分，為碳達峰、碳中和這項重大工作進行系統謀劃、總體部署。新華社在官宣中文全文時，也同步發布了英文全文，向世界表明了中國的決心和信心。

     碳達峰、碳中和是國家處于能源轉型時代的重要國策，當前，國際環境日趨復雜，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總體部署，是我國推動經濟社會變革、加快發展方式轉型、快速構建起綠色低碳經濟體系的重要推動力。在此大背景下，碳達峰、碳中和也成為了創新和投資需求的催化劑，影響的不僅僅是能源產業鏈上下游，而是涉及到各行各業，除了傳統能源與制造業、新能源行業等能源轉型相關行業外，金融行業也將迎來巨大發展機遇和歷史性的機會。

主要目標

     目標方面，特別值得關注的是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80%以上的目標。《意見》分別提出了2025年、2030年和2060年三階段的具體目標。其中，2025年目標與“十四五規劃”保持一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2020年下降13.5%，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2030年實現目標與中國在2020年底氣候雄心峰會上提出的目標一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5%左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達到12億千瓦以上，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峰值并實現穩中有降；文件新提出了2060年目標，即“能源利用效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80%以上，碳中和目標順利實現”。為了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意見》從社會發展規劃、產業結構、能源體系、交通運輸體系、城鄉建設、重大科技攻關、碳匯能力、對外開放、法律體系和統計監測、政策機制、組織實施11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目標和實施舉措。

碳達峰實施方案

       對于高耗能行業的碳達峰，《意見》態度比較明確和堅決，對行業的圈定也比較清晰。《意見》要求“制定能源、鋼鐵、有色金屬、石化化工、建材、交通、建筑等行業和領域碳達峰實施方案。以節能降碳為導向，修訂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開展鋼鐵、煤炭去產能‘回頭看’，鞏固去產能成果”。《意見》強調“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盲目發展。新建、擴建鋼鐵、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等高耗能高排放項目嚴格落實產能等量或減量置換，出臺煤電、石化、煤化工等產能控制政策。未納入國家有關領域產業規劃的，一律不得新建改擴建煉油和新建乙烯、對二甲苯、煤制烯烴項目。合理控制煤制油氣產能規模。提升高耗能高排放項目能耗準入標準。加強產能過剩分析預警和窗口指導”；以及“對能耗強度下降目標完成形勢嚴峻的地區實行項目緩批限批、能耗等量或減量替代”。

     《意見》要求“強化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雙控。堅持節能優先的能源發展戰略，嚴格控制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統籌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控制制度”。有關部門做好產業布局、結構調整、節能審查與能耗雙控的銜接，對能耗強度下降目標完成形勢嚴峻的地區實行項目緩批限批、能耗等量或減量替代。強化節能監察和執法，加強能耗及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目標分析預警，嚴格責任落實和評價考核。加強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管控。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的轉型風險

      轉型風險指經濟體在向低碳經濟轉型過程中，氣候政策等發生變化導致資產價格變動甚至引起經濟危機。若采用嚴格的低碳政策控制碳排放，則會增加經濟轉型過程的風險。在不同嚴格程度的低碳政策約束下，碳排放情況會有很大差異。隨著《意見》的貫徹實施，采取低碳轉型手段控制碳排放將成為社會共識，因此轉型風險應該成為金融機構關注的重點。

      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高碳行業的營業收入和生產成本水平將發生改變，把宏觀經濟和行業層面的影響進一步轉化到微觀企業財務指標上，從而影響與其融資業務有關的金融機構的風險。目前對轉型風險的研究多集中于“擱淺資產”（Stranded Asset），即由于碳排放監管趨緊和可再生能源價格競爭激烈，相關基礎設施等大量高碳資產將人為加快折舊速度，或在使用周期中提前沖銷。資產擱淺將導致資產擁有者資本和收入雙重損失，同時提高了投資者和債權方的市場風險及信用風險。將擱淺資產從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中沖銷時，不僅會對實業造成經濟損失，也會增加金融機構的風險。

        以煤電為例，根據國際能源署（IEA）數據，我國碳排放的主力是煤（占79.9%）。而煤消費中又以電熱氣水供應業占半壁江山（占48.7%），且電供應主要是煤電（占49.1%）。據牛津大學和華北電力大學的估計，我國煤電擱淺資產規模或達到30,860-72,010億元。此外，產能置換的轉型成本除了資產擱淺的成本之外，還需要新增大量低碳設備、清潔能源的投資。以制造業設備為例，碳達峰、碳中和每年將產生5500億元以上的制造業設備更新需求。因此，我國產能置換的轉型成本高昂，低碳政策下的資產擱淺問題嚴峻。

       彭博新能源估計，隨著新能源技術發展，可再生能源發電綜合成本不斷降低，2030年我國太陽能和風電等清潔型替代性能源的綜合發電成本要比煤電發電成本低一半。再疊加監管部門可能提高棕色資產的風險權重，從而提高高碳企業的融資成本，高碳企業面臨財務狀況惡化、違約率提高的風險。雖然2020年我國主要煤電企業的年度違約概率低于3%。但根據馬駿和孫天印（2020）的測算，在全球2℃升溫控制目標情景要求下，由于需求下降、新能源發電成本持續下降帶來的價格競爭加劇、融資成本上升，到2030年我國主要煤電企業違約概率將上升到24%左右。若事實如此，將對我國金融體系的資產質量和穩定性產生較大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關于能源轉型風險會在多大程度上引致金融風險，目前多數機構的研究僅停留在定性討論或主觀性較強的量化估算上，需要更為精準的定量分析才能進一步考察。從這個意義上，正如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所指出的，“夯實應對氣候變化的數據與計量基礎”大有可為，要“使總量目標清晰化，建立一套有關碳金融和綠色金融中的參數、指標體系及計量、測算的框架”，才能使金融機構在碳中和過程中更好地防范轉型風險。

綠色金融迎來快速發展機遇

      我國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過渡期只有30年，要在短時間內以更大力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調整經濟、產業和能源結構，這無疑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意見》的發布催生數百萬億的綠色低碳投資需求，需要金融機構發揮資金融通的功能，為實體經濟“造血”，這也為金融機構帶來投資機遇。預計“十四五”期間，碳達峰碳中和將成為綠色金融的引領議題和重要抓手。

      我國綠色貸款政策體系從2007年開始構建以來，基本已形成以統計制度和評價體系為核心的制度體系。作為中國綠色金融中起步最早、規模最大、發展最成熟的產品，綠色貸款在推動中國社會綠色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銀行貸款在中國社會融資規模總量中占據絕大比重。2021年前三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24.75萬億元，其中，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16.83萬億元，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68%。因此，調動銀行業金融機構發展綠色貸款，對支持實體經濟綠色轉型，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具有重要作用。“十四五”期間，對綠色貸款的支持力度將進一步加大，綠色貸款迎來發展窗口期。    

       《意見》要求“積極發展綠色金融”，指出“有序推進綠色低碳金融產品和服務開發，設立碳減排貨幣政策工具，將綠色信貸納入宏觀審慎評估框架，引導銀行等金融機構為綠色低碳項目提供長期限、低成本資金”。這些措施對我國綠色金融和綠色轉型的促進作用，可能遠大于其他綠色金融激勵措施的總和效果。

        綜合來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硬仗，是對我國經濟結構、能源結構，轉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塑。銀行應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認真落實《意見》要求，以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為標準，從以下五個方面展開綠色金融能力建設：一是制定綠色金融發展戰略，創新產品推動綠色產業投資，成立綠色金融事業部，深化發展綠金業務，創新氣候投融資產品開發優質客群，積極參與全國統一碳市場建設，開發碳金融產品和碳衍生品交易；二是開展環境氣候風險評估，管理氣候環境風險敞口，選擇重點行業，開展氣候變化物理風險、轉型風險的壓力測試，全面量化評估氣候變化風險導致的金融風險；三是梳理機構內控排行業投資存量項目，探索制定與碳排放掛鉤的投資政策，針對納入重點排放單位名單中的擬授信客戶，加強對客戶溫室氣體監測、減排及配額清繳履約計劃的審查，結合歷史配額清繳履約情況，作為貸款定價的考慮因素；四是提升ESG信息管理能力，加強機構氣候和環境氣候信息披露，對標國際先進實踐和框架（比如TCFD、CDP等），完善環境和氣候治理水平和信息披露水平，并逐步提升對客戶環境信息的管理能力及披露要求，逐步建立收集、核算和評估企業客戶、資產組合碳排放和碳足跡信息的內部能力；五是向國際先進的商業銀行借鑒經驗，將綠色減排理念融入到銀行業務中去，并采取有效措施管理自身碳排放，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作出更大貢獻。

文章作者

海南省綠色金融研究院